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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狮身人面蒋经国

他对下属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蒋经国的一生几乎都生存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之下。所以,陶涵写《蒋经国传》,蒋介石的名字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并不比传主蒋经国低多少。可以说,是蒋介石成就了蒋经国,同时束缚、败坏了他。直到晚年,他才逐渐摆脱父亲的政治绑架,他的姓氏与灵魂才独立于威权主义的谱系之外,像一柄锈迹斑斑却锋芒不减的剑。

 

将蒋经国与蒋介石二人的肉身置于一处,不知内情者,断然不会相信这是一对父子——如蒋纬国就认为,他和哥哥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蒋纬国乃是戴季陶之子)。确实,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他们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威权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有可能步父亲之后尘,他却在暮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孤岛于公,还政权于民。他以大无畏的抉择证明了一点:从独夫到伟人,原来只有一步之遥。

 

我读陶涵《蒋经国传》,最大的兴趣,即想探究晚年蒋经国政治转型的心路历程。陶著则表明,蒋经国从专断转向民主,从威权者转向宪政人,不是一时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转型的基因,从其青少年时期开始便在其肺腑孕育、发酵。这种基因,有时表现为民主,有时表现为仁。它曾被专制之血侵蚀,曾被暴力之刀摧残,曾被冷战之雾笼罩,然而,它最终结出了美丽的果实。不必说今天的台湾人民,连身处大陆的我们,都在分享果实的甘美——那叫望梅止渴。

 

陶涵笔下的蒋经国,不同于江南(刘宜良)、李敖笔下的蒋经国,更不同于我们的党史学者笔下的蒋经国。他不会对传主妖魔化,却也不为尊者讳。如他转述,蒋经国的启蒙老师认为此子天资不高,苏联官员则坦言蒋经国“非常平庸”。质言之,蒋经国的资质,充其量是中人以上,称不上一流,不逮其父远矣。

 

蒋经国的品格尚好:清廉、果决、亲切、务实、知人善任、勤政爱民。却有一重大缺陷:好色。“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军将领的女儿,怀了身孕,前往美国。”这自然是陶涵的曲笔。以蒋经国的形象,若他不是蒋介石之子,手中无分文权力,我不认为他对女性能有多大的杀伤力。“空军将领的女儿”云云,不知背后潜伏了几多幽暗的故事。堪为明证者,是蒋经国与女秘书章亚若的凄惨情事。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双胞胎后,惨遭毒杀;儿女被迫随母姓,不得认祖归宗,蒋经国甚至发誓今生不与这对骨肉会面,可见其绝情。

 

与蒋介石喜欢下属称他“校长”一样,蒋经国的老部属,在其贵为总统以后,私下还喊他“教育长”,因蒋经国曾担任中央干部学校(号称“第二个黄埔”)的教育长一职。这绝非因为蒋氏父子好为人师,热爱教育,而是他们所擅长且惯用的传统权术:以师生情谊置换行政关系,以私恩取代公法。(1946年,陈布雷与傅斯年谈蒋介石的性格:蒋先生当过多年校长,“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于政治家”;且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视作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其结局,不外是公权化作私权,公共政治化作家族政治。于此而言,蒋经国仍是旧时代之政治遗物。

 

确切说,蒋经国乃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于一体,可谓“狮身人面”。如李敖评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实则最公正的历史态度,即不否认其辣手摧花,不美化其怜香惜玉。唯其辣手摧花,最终转向怜香惜玉才堪称华丽绽放;唯其专权达四十年之久,最终推行民主化才至为可贵。

 

1949年前,蒋经国在江西、上海的政治举措,已经浮现了一些民主化的影踪。入台后,蒋氏父子在制造白色恐怖政治的同时,埋下了两颗政治暗雷,一是地方自治与选举,二是土地改革。孙中山空喊了多少年的民生主义,在战乱频频的大陆难以扎根,不意在孤岛台湾,真正落实了“耕者有其田”。数十年后,这两颗地雷炸开了民主政治的决口,成就了台湾民主化之路的“地利”。

 

台湾时期的蒋经国,依然在补充民主思想的养分。据历史学家许倬云回忆,1960年代,他效力于史语所,因公务之机,与蒋经国打过交道。他们谈话的主题包括“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许倬云曾向蒋经国进言:“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见《许倬云谈话录》)

 

台湾的民主改革,最稀缺的不是天时(1980年代,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可谓天时)与地利,而是人和。世人以为,蒋经国身为总统,大权独揽,可以登高望远,一呼百应,他如造物主一般,说要有民主,于是就有了民主。可惜世事哪有这么简单呢,政改并不适用GHOST软件,一键便可以恢复所有程序。蒋经国的民主改革,如解除盛行了数十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所遇阻力之大,远超旁观者的想象。保守派的压力与民间的压力一样如泰山压顶,他却在夹缝之中岿然不动。

 

陶涵《蒋经国传》提到一节:1986年10月,台湾的保守派眼见无法阻滞蒋经国的改革步履,竟使出了奇招,把蒋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请回了台湾——她已经阔别台湾近十年。仍具神秘影响力的宋美龄倚老卖老,发表讲话,斥责蒋经国岁数大了,身体差了,逐渐控制不了局势,以至政局危殆,濒于失控。她自称民主人士,强调民主制不可一蹴而就:“时下有‘即溶咖啡’,或‘将饮茶’,然而只有蒙骗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分子想要的是从混乱中图利而不遵循法律与秩序。”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政治宣战。然而蒋经国不为所动,就像民进党等反对派的激烈言论同样不能奈何他一丝一毫。他不是懦弱的光绪皇帝,宋美龄更成不了跋扈自恣的慈禧太后。1987年的台湾终于幸运避开了1898年的晚清悲剧。

 

还可以作为对比的案例,是蒋经国与袁世凯。晚年袁世凯复归帝制,其长子袁克定的劝进罪莫大焉,因他想当太子。袁世凯曾对外人说,儿子们都不成器,无人可继伟业,所以他不愿当皇帝,像秦朝那样短命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他却食言了。那么,蒋经国是否有意传位予其子呢?窃以为,宁可信其有。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如命其督导总统侍卫队——可见蒋经国的意愿。不过,“蒋经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儿子的缺陷,没有任何意愿让孝武担负重要的政治职位”。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时代》专访,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随后即派蒋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

 

陶涵《蒋经国传》还提到一点。1987年10月,蒋经国授意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光复大陆,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这相当于修改党纲,否决蒋介石的思想理论,令党内的右派们脸色铁青。对比1981年,受蒋经国提携的宋楚瑜发表演讲:台湾人有了更好的抉择,当我们谈到“光复大陆”,可能不是直接去做,而是提供一个不同的抉择。再联想蒋经国在生命最后几年,公开主张、呼吁中国统一,与老同学邓小平(蒋与邓是苏联中山大学同学)里应外合,一较高下。可见其用意之深远,野心之远大。他不愧为雄主。

 

陶涵说,蒋介石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此言同样适用于他的长子。

 

蒋经国病逝于1988年1月13日。据医生回忆,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蒋介石去世于1975年清明节的午夜,彼时,由台北到高雄,全岛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士林官邸屋后的亭子出现了倾圮。天象的转变,恐怕不是巧合。

 

蒋介石死后,“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蒋经国之死,“台湾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谀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这种转折,更非巧合。

 

依中国传统史观,蒋氏父子终归壮志未酬,甚至称作失败者并不为过。然而,我想起了列奥·施特劳斯悼念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失败过于伟大,以至于不能被称为悲剧。”同理,在蒋氏父子尤其是蒋经国败北的地方,依然在生长火种与曙光;埋葬他们的坟茔,不是废墟,而是泉源。

 

曾经在台湾收音机里震天价响、反复播送的口号: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是蒋氏父子喜爱的警句。不过,蒋经国的言论,令我肃然起敬、念兹在兹的却是另一句,他对下属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能说出这话,便是一个宪政主义者。

 

 

作者授权刊登,节选自作家羽戈新著《岂有文章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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