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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权力斗争总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

任何政治家无一例外都会如此宣称,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的一切决定和行动都是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这样的表示是民族主义政治的内在要求,因此他也就有了号召群众的合法性。

工商界可以用民族主义抵制进口,推销其商品。

学术界可以提倡文化传统占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

任何现实的政治都必须在民族及国家的范畴内操作,而任何民族主义都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

“民族”作为臆想的共同体,其起源不涉及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但也恰恰是这个原因,“民族”这一概念极大地模糊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模糊了权力操作的利益关系。

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人民应该具有共同的文化并服从该文化的精英的统治,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思想,包含着把民族与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者视为一体来加以维护的功利因素。

以民族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都是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来谋求政治权力的。

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任何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不最终指向政治权力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一个统一国家内的议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力。达尔就认为领袖们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就是使他们的领导拥有合法性。

民族主义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历史生存基础,他们可以拥有不同的、针锋相对的政治观点、世界观、社会改革方案,但在民族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给追求权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政客提供了一个政治操作的舞台。如何操作,则取决于他们的道德水准、价值取向、世界的视野和知识结构。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危机等原因,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对专制秩序的认同等等心态,就可能会主导精英和知识分子,从而导致整体精神大逃亡和道德底线的崩溃,他们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往往狂妄自大。

虽然可以很天真地说,诉诸诚实而正直的良知,意识形态才会博大宽广,但从价值和道德来要求民族主义精英是一件再危险不过的事了。因为精英们最关心的是政治权力和话语霸权,而价值、道德和原则立场常常是可以改变的。

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是没有信用和忠诚可言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是精英自己创造的神话,亦即自我表达方式。奥威尔认为,“民族主义者并不必然意味着效忠于某个政府或国家,也未必效忠于自己的国家,甚至他所为之奋斗的对象都未必在现实中存在。”

政治权力的斗争,无论发生在议会或者政党内部,常常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

例如,当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或者受到了来自经济或社会方面强大的压力,就非常倾向于向民族主义要资源。此时国际争端会成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杠杆。

强硬派(往往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话语资源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利用“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类的口号赢得广泛的支持,通过宣扬爱国主义增加对权力的控制或提高在权力斗争的优势。

即使没有外敌入侵的事实,权力斗争的需要也可以非常方便地制造出“侵略”和“压迫”的宣传。

只要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一类威胁统治阶层的因素存在,民族主义就永远会被利用,作为化解统治危机的手段。

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常常用“国家”、“民族”的名义来掩盖专制、腐败,拒绝实行政治改革,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本文节选自:“当代思潮丛书”之《民族主义》第三版(2015年1月,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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