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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高耀洁

文/周筱赟

一双被裹过的小脚只有34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话略一激动,便喘息与咳嗽不止,这就是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尽管已是79岁的老人,但她对日期和数字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6年4月7日下午在一次会诊中遭遇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这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42岁农村妇女临死前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脏病啊?俺不想死啊!”从此,高耀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

十年来,高耀洁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截至2005年11月,她自费编印的宣传小报“预防艾滋病知识”已出20期,累计印数102万份,远远超过任何一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宣传量。所有书籍和小报,只要来人或来信到河南省文史馆索取(高是文史馆馆员,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河南省文史馆,邮编450003),一概免费赠送,如果对方没有附上邮票,高耀洁还得倒贴邮资。她能清晰地背出每种书的挂号邮资:《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是3.8元;《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是4.5元;《中国艾滋病调查》是4.8元;《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则是她的专业著作,是她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数十年的经验总结,高耀洁准备连同上述几种书一起陆续寄给全国各省市图书馆,邮资合计10.8元。在所有这些书中,她对《中国艾滋病调查》的编校质量最为满意,出版社给她的两千册样书很快送光了,一位台商和深圳女企业家又买了一千余册赠送给她,高耀洁有点不舍得送,让人把一捆捆的书塞到靠墙的柜子后面,只有熟识的人来了才给。

与今年年初到郑州采访时相比,高耀洁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原本堆满客厅一面墙的书不见了,“这些书和小报只有全送出去才是胜利!”高耀洁用她浓重的开封口音说。她告诉我,从2004年10月至今,仅《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就送出去4万册,很多地方举办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专门派了汽车来拉。尤其让她高兴的是,邻省的几个县乡政府也专门派人向她来要书。但也有让她极为生气的事:某省级图书馆向她要了两万册书,答应逐级发给下属的各市县图书馆,但结果竟是高医生被经办人骗了。“他们发不下去也应该退还给我,我辛辛苦苦印的书怎么能去卖了废纸!我被他们骗了一次,不会再被他们骗了!”

“这些骗子都该杀!”

提到防艾领域的骗子,高耀洁立即怒气冲冲:“现在真是诈骗成灾!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太多了,真让我伤心!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

仅从1999年至2003年的四年间,高耀洁收到8326封来信,就有812封属于骗子信,都是自称发明了百分之百包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要求合作之类。但从2004年开始国家出台各项艾滋病救助政策,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骗子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低劣的骗术,转而纷纷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机构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和上门向高耀洁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得不到救助的问题,由于当时手头正好没钱,高耀洁提出先给对方寄上几百本书和小报,希望他在当地宣传防艾,不料竟被对方拒绝,表示不需要防艾资料,只需要钱。这使高耀洁起了疑心,随后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雇车前往调查,在王某新建的三层楼房里从中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此后,听说王某的研究所搬到了北京郊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去要钱,不少大学生信以为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大学生就每人每天省下一块钱捐给王某,但后来前往实地调查竟发现,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一个患者和孤儿也没有。

另一个农民丁老汉,原是村支书,他的二儿子、五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高耀洁对他很同情,每次他从村里到郑州,都要从高耀洁处取走几百本书和几千份小报去做宣传,高也不时接济他。2004年秋的一天,他带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家属提着五斤芝麻油来拜访高耀洁,说是让高尝尝自家新打的油,高给了他们每人50元共150元表示感谢。直到2005年8月31日,高耀洁才获悉丁老汉在90年代就是当地黑血站的头目,他从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的政府补助款中扣除了100元,说这钱是那次给高耀洁送礼了。此后他拿着“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的名片上门,就再也不要宣传资料和旧衣物了,张口就只要钱。另一个村支书,高耀洁募集了一车的旧衣物委托他送到村里,不料他一回村,就把其中的好衣服挑走,看不上眼的就全扔了。“现在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钱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

近年来高耀洁的防艾工作都围绕艾滋孤儿展开,按照高耀洁的定义,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孤,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高耀洁以前曾多次强调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但现在她发现,比孤儿问题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手里了,孤儿能得到什么?诈骗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现在应该告诉所有人,尤其是有爱心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绝对不能盲目地捐钱!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味,借了救助艾滋病的名义名义骗老百姓的钱,这些骗子都该杀!”当然,法律对诈骗行为视情节轻重有不同的量刑,“这些骗子都该杀”只是高耀洁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每每说到骗子的可恶和艾滋病患者的境遇,高耀洁常常激动得落泪。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骗子来打您的主意?

高耀洁:总有骗子在我身上打主意,我总结了有三个原因:一我是个老人,“一个老婆子还不好哄?”其实我不好哄;二我是个女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权社会;三我是中医学院教授,其实我是个西医,来找我的很多人自称是中医,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医,竟然说有包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艾滋病传入中国也才20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他们想不到我有分析能力,我还会派人去调查,我绝不会为了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象征人物。2001年在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并向无法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2003年12月18日晚,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见高耀洁,并在下榻的黄河迎宾馆单独长谈近三个小时。高耀洁回忆那天的情形:“吴仪一见俺,就拉住俺的手说:‘老大姐,我比你小十岁,这里没有外人,你有啥事直接说吧。你以后有啥困难就直接找我。’”这无疑代表了中国政府已高度正视艾滋病现状,并决心最大程度地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尽管如此,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高耀洁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某些未公开的艾滋病高发区,竟然流传着“防火防盗,防止高耀洁来到”的民谣。甚至在某些乡镇,只要举报高耀洁到来,就可以奖励500元,而发现外地记者的行踪,奖励只有50元。一开始是基层为了所谓的政绩,怕一旦暴露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形象,而现在则是怕公布了真实情况,国家就会要求当地加大防治的投入,这是一些基层贫困地区的官员不愿看到的。不过,至今还没有人去举报过,高耀洁说:“因为我做的事老百姓都支持,只有那些贪官才恨我。”

《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收录了一张华北某地非法血站的照片,照片上的农民争先恐后排队抽血,至今仍然在营业。“卫生部对单采血浆站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自己是正规的,那为什么要在半夜和凌晨抽血?一个人一星期抽两次能行吗?一个人一次抽800毫升能受得了吗?抽800毫升只给80块钱合法吗?”高耀洁这样质问。然而不仅报道没能发表,拍摄照片的记者还被迫离开了那家报社,而带高耀洁去的人被所在单位处分,当地一个村支书指着高耀洁的鼻子大骂:“你浑蛋!你想断我们财路啊!”高耀洁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你才是浑蛋!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

2001年6月6日开始,高耀洁连续接到两个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病人电话,都说“高老师你年轻时肯定很漂亮吧”?高耀洁很奇怪地追问,原来是某部门的人说高耀洁年轻时嫁过蒋经国的秘书。气得高耀洁找到某部门的主管人员大骂了一顿。高耀洁坚持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想在生活作风上搞垮我,但我在妇产科接触到的男的只有婴儿,就只有造出这样离奇的谣言来了。”另一件让高耀洁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是,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去现在已是“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上蔡县文楼村访问艾滋病家庭,拍了30多张照片,当时医院的书记、宣传部长、老干部科都非常支持,但院长却以“我们省至今没有一例艾滋病人”为由把照片全没收了。现在她升任某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高耀洁每次见到她就向她要照片,“这些照片她一定得还我!她不还我就一直骂到死!到死我就不骂了。”

高耀洁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子女,“但是艾滋病人太苦了,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啊!”2003年非典时期,医院派高耀洁的二女儿郭竞先去大桥上堵汽车,一天站8个小时,整整站了一个月。而郭竞先既非传染科,也非内科,而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耀洁认为这分明是为了打击她,所幸郭竞先对此并不在乎。但同为医生的小女儿郭炎光由于受高耀洁的影响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远走加拿大,却至今怨恨高耀洁。“我退休了他们没法直接打击我,他们就故意利用她来让我心里不好过。她多次打来电话,说‘你就是只知道为了你的名利管艾滋病人,从来不管我咋过的’,其实她应该理解我。如果为了名利,我安心做我的妇产科主任,退休后返聘开个专家门诊,早可以腰缠百万了。可是艾滋病是民族的危机,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记者: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也是著名的防艾人士,您和他联系多吗?

高耀洁:桂教授到河南时来看过我,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说瞎话。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就是桂教授最早发现的。桂教授那次和我说,你不应该和他们顶,不让你说就不说了。我说你比我小十岁,你以后还有说的机会,而我已经倒计时了,现在不说,将来就没有机会说了。桂教授说那他们就会打击你,我说我不怕打击,我就要拼上命和他们干架!

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高耀洁还有一个儿子是某大学的系主任,儿媳是另一所大专的副校长,他们对高耀洁的防艾事业都没有多大的兴趣。高耀洁非常担心在她身后,她的子女可能被人利用成立以高耀洁命名的基金会等组织诈骗,所以她专门写下遗嘱,“我这个遗嘱一定要公布于众,我不能让自己身后的清白不保!”

【遗嘱】

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2003年9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年又招来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

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永远让她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高耀洁写于2005年10月1日国庆节

所幸的是,高耀洁进行的已不是近十年前的“一个人的战斗”了。根据200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遍及所有31个省区,其中80%以上在农村,且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更多的人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高耀洁把这些人比喻为七七事变前后投身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她口中经常会提到杜聪和李丹两个人。杜聪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硕士毕业,仅仅由于一次在中原地区的旅行,便毅然放弃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副总裁的高薪,在香港创办了智行基金会从事内地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高耀洁把手头联系的164个孤儿全托付给了他。李丹则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误入艾滋病村,从此放弃了在中科院攻读天体物理专业博士的机会,毅然辍学从事救助艾滋孤儿的社会工作。

还有许多大学生尽管无法亲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但高耀洁时常会收到他们寄来募集的衣物、文具、书籍等,委托她转交给艾滋病村的孤儿。不过有时也会让她哭笑不得,她在文具里发现数盒软盘,还有一支防晒霜。艾滋孤儿最迫切的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既没有电脑用,也用不到化妆品。高耀洁不禁感叹城里长大的学生对农村太不了解了。

高耀洁戏称自己现在是“用技术换劳力”,她有助手、中文秘书、英文秘书、打字员、电脑维修员、印刷工、搬运工……都是她曾经治疗过的病人。高耀洁是治疗妇科癌症和不孕不育症的专家,1990年从医院退休后,却没有被取消处方权,单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她回去开专家门诊,被她断然拒绝。高耀洁告诉我,现在遍地开花的专治不孕不育症医院,基本上都是骗子,有一个原是她所在医院的药剂室的,现在成了不孕不育医院的院长,他女儿原是单位管后勤的,现在也成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了。“如果为了名利,我也去开不孕不育门诊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夫妻都愿意大把大把的拿钱出来啊。但我能推就推,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最新一期的小报,就是一位曾经的不孕症病人掏钱找印刷厂印的,总计7万份花了7千块。高耀洁要把钱给他,他说我7千块能买个儿子吗?国庆期间,高耀洁张罗着要把一批募集来的旧衣服送到疫区去,她找汽车站站长帮忙,站长马上爽快地答应让她的司机专程跑一趟。“站长生了个儿子,司机的老婆吃了我开的药也怀孕了,买药只花了30块钱,所以给我干活可卖力呢。”

在高耀洁家中,我看到她将书拆包后的包装纸一张张叠好,将塑料打包带撕成一条条连起来做绳子用,觉得她不免过于节省了。高耀洁告诉我:“我这不是抠啊,我是能省就省,因为用的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尽管如此,高耀洁却固执地拒绝一切现金捐助,她担心上当受骗,也不愿沾钱后成为某些人造谣的口实。台湾歌星姜育恒到洛阳演出,辗转打来电话,愿意捐30万人民币,高耀洁答复他不要说30万,30块也不敢收。新浪网则打来电话要捐10万,也被高耀洁拒绝。有一对年近七十的香港老夫妇专程到郑州找了半个月,才找到高耀洁家,坐着不走一定要留下2万块钱,高耀洁后来只得叫来印刷厂厂长当场开具发票,将这笔钱用于印刷小报。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去专家门诊坐诊呢?这也是救死扶伤啊。

高耀洁:我认为用技术挣钱是挣不完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多为民族着想!中国缺少的不是妇产科医生,但真正愿意做防艾工作的人却太少了。

两个医生的“不健康”生活

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双脚时常浮肿得厉害。她的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留不住食物,所以随时要吃东西。她出门时都随身带着一盒糖果,这倒不是她贪嘴,而是患有严重的低血糖。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比她大一岁,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曾担任所在医院前身的门诊部主任。他的高血压比高耀洁厉害得多,得靠进口降压特效药维持,还患有严重的肾病。从2004年11月至今,几乎都在病房里度过。高耀洁也住在医院里陪护,因为郭明久性格内向,穿衣入厕只有高耀洁来服侍才安心。严重的高血压使得郭明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高耀洁也整夜无法入睡。老伴的病让高耀洁的体力和精神大不如前。

趁国庆放假,两位老人暂时出院回家过节。郭明久只有躺着才稍微好受点,高耀洁在客厅忙着整理送疫区的衣物,把要寄到各地的书和小报捆好,不时进卧室看看老伴的情况,郭明久总是觉得口干,得随时用吸管让他喝水。

两位老人平时生活上极为节省,一天的伙食费一般不超过十块钱,通常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糊糊,有客人来时会多一盘炒鸡蛋。但国庆的餐桌上,却多了鸭肉、鸡翅等荤菜,这是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特地带来孝敬高耀洁的。高耀洁让保姆把鸡翅用油炸得金黄,她的牙不好,用手指一缕缕撕下来翅,一个劲说好吃。我说蛋白质经油炸或火烤会产生苯并芘,这是国际公认的强烈致癌物质,您作为医生难道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想了想,说苯并芘我知道,但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多大关系吧?高耀洁又让我吃刚从超市买的小粽子,粽叶碧绿,我说这粽叶是色素染的吧,如果是叶绿素的话,经过高温蒸煮早变黄了。高耀洁又想了想,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过这点?那次晚餐我吃了三个大馒头,喝了两碗玉米糊糊,又吃了不少菜,肚子实在塞不下了,她还得让我吃,说:“别浪费了,现在还有人吃不饱饭呢。”我说如果吃得太多把胃撑坏了要花钱治病,那浪费的钱更多。她说不会的,因为胃有延展性。

趁着老伴睡着了,高耀洁悄悄告诉我,在这次出院前,郭明久突然被发现咽喉部有白斑,而白斑是癌变的典型症状,“我怀疑老头得的是咽喉癌。”我问你们两位都是主任医师,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高耀洁说确实是疏忽了,当时他只是口干、嗜睡,一直作为抑郁症来治疗,完全是误诊了。那晚离开前,因为忙碌了一天,高耀洁说自己觉得精疲力尽,我建议她把电话拔了好好睡觉,她却说不行,因为可能会有病人半夜打来求助电话,有时还哭哭啼啼的,不能不接的。

记者:郭爷爷这一病,对您影响很大吧?

高耀洁:老头这一病,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但我的《十年防艾路》快写成了,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一定要完成。如果他真是癌症,我的精神也全垮了,到今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52年了,我不能不管他,实在不行我要带他到北京看病。我如果垮了,以后会怎样实在不敢想。

本文发稿前,记者通过电话获悉,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部高分化率鳞状上皮癌”,已从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房转入省肿瘤医院。

原载《中国青年》杂志2005年第23期(12月1日出版),发表时有删改,此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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