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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卢晖临等:富士康、GDP与流离失所的农民

摘要

富士康的资本扩张之路 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调查,我们了解了富士康对工人劳动价值的榨取,那么对征地过程的考察,将从另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示富士康在内迁扩张过程中是如何剥夺、侵蚀着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农民

富士康

在重庆,位于综合保税A区的富士康厂区占地面积将达到2平方公里(约合3000亩)。在成都,将建设总面积达4.68平方公里的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富士康正是这个园区内最主要的企业。为了争夺资本的到来,各地政府竞相征用土地,建立超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在成都和重庆,都有超过几十个村庄被拆除。随着富士康厂区的建设,一些靠地吃饭的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土地,沦为失地农民。

据调查,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种种问题:

没有及时提供安置房,富士康存在不当使用安置房的情况

西永镇是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的所在地,该镇下辖的六个行政村和两个社区,土地基本上已经被全部征收了。征地过程是从2004年开始的,基本上每年都有土地被征用。但当地的村民在土地被征用后,并不能马上入住到新社区当中。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可能会非常漫长,“征地后,还要等一两年才能有安置房,我们家是去年征了地,最快也要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才能有房子。”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向我们陈诉。

在调查过程中,许多村民反映在被征地后,通常要等两年以上才能搬进安置房。而在这两年的期限内,村民需要自己租房居住,快速上涨的租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重庆,租房居住的张大娘告诉我们,自从2009年搬到现在的住处,房租已经涨了三次,基本上每年都要涨一次,而且涨价幅度都很大。以张大娘家为例,从2009年的3500元/年,到2010年的4800元/年,再到今年的6000元/年,不到三年的时间已经实现了三连跳。在很多村民家,房租都已经涨到了8000元/年,甚至还有一万多的。

在成都,富士康还征用被征地村民的安置房作为员工宿舍。目前,金台村住了大约2000名普工,除了隔壁同心村零落的村民,整个小区就等同于富士康生活区。在金台村,农田大受破坏,村民昔日居住的房屋也被拆除,昔日的生活场景已经不在,而新的生活却充满曲折和坎坷。村民们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曾经聚集在富士康德源生活区的工地上,争取他们自己应得的权益,也曾在安置小区的大门口,拒绝让富士康进占安置房,但都是徒劳无功。

没有按时发放搬迁过渡费,村民居住生活困难。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因建设需要,被拆迁户须提前搬迁过渡的,从过渡之日起以批准征地时的在籍户口为准,发给搬迁过渡费或搬迁补助费。属统建优惠购房安置的,按实际过渡时间计算,每人每月发给80至100元搬迁过渡费”,之后这一过渡费标准又调整至每月120元/人。但当地许多拆迁户向我们反映,只有在租房居住满两年之后,他们才能从政府那里领取每人每月120元的过渡费。村民们认为这并不合理,过渡费应该从房屋被拆迁的时候就开始发放,“我们这里和江北[江北是重庆市下辖的一个区名,西永镇隶属于沙坪坝区。]不一样,他们被征了地以后马上就有过渡费,我们这边没有。”即便是两年之后才有的过渡费,许多被征地超过两年的村民都还没有拿到。

在西永镇老街,我们遇到了来自西永村、香蕉村和中柱村被征地的村民,虽然他们的土地在2007年就已经被征用了,但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住进安置房,也没有领取到过渡费。有些村民因为租不起房子,一家老小只能住在用木头、塑料布等搭建的临时窝棚中,重新过上点煤油灯的日子,情景让人十分心酸。

安置房质量存在一定问题,房产证和户口难以落实

对于已经住进安置房的拆迁户来说,房屋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一名重庆的居民抱怨到:“我们那个停车场一直都没给我们用。我们的车就只能停在外面,车玻璃都被人家给砸了,电视台都曝光了。”一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每天居民都问我们,房子漏水怎么解决?三年之内必须要解决,现在五年过去了,开发商也找不到,我们都不知道找谁。” 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村民入住安置房六年后,还没有领到房产证、无法落户重庆市。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整个棕树湾社区的七千多口人当中,只有几十个人是有本地户口的。在被征地之后,村民的农村户口就被注销了,但因为村民没有拿到房产证,所以他们的城市户口也无法办下来。这些村民成了没有户籍的人,他们担心子女以后也无法在当地入学。一名村民很担忧地说:“我们很多人没有房产证,户口也迁不过来,孩子以后就不能到这里上学,很麻烦。”

被征地后,村民的生计出现困难,难以实现就业

村民被征地后,不得不改变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便融入城市生活。由于失去了土地,村民以前从事的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比如养猪、养鸡,都被迫停止了。现在,村民的生活所需都要通过市场购买,导致生活成本迅速增加。张大娘说:“以前吃的米和菜都是自己种的,还有水啊、气啊以前都不需要花钱,连做饭都是自己烧柴…… 现在你看嘛,样样都要花钱买。”在重庆市,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需要上万元,其中还不包括房租。

更糟糕的是,富士康根本就不会招聘超过30岁的员工,大量中年劳动力人在失去土地之后,无法再实现就业,而他们的年龄又达不到领取养老金的阶段。目前这部分人的生活相当艰难,一些人只能靠经营摩托三轮这类行当来谋生。一辆可以载人的三轮摩托需要一万多元,在重庆富士康厂区外以及附近的大学城,随处可见这些载人的摩托三轮。在棕树湾社区安置房一期,我们遇到了李大爷,他就是一位摩托车师傅。李大爷告诉我们:“我现在每天早晨六点多就要起床,匆匆出门去拉生意。到中午一点还要回家做饭,因为在外面吃饭太贵了,回家做可以省不少的钱。吃完午饭再出去,一直要忙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收工回家,才能吃到晚饭。”尽管每天都辛苦奔波,李大爷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一两千块钱。 李大爷还告诉我们,因为土地被征收了,许多人没事可做,小区的犯罪率也上升了,入室盗窃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

成都征地的情况与重庆非常相似。虽然被征地村民基本上都已经领取到相关补偿,但一方面他们要缴纳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还要支付安置房的购房款,在扣除这两项之后补偿款已经所剩不多。村民的就业也面临困难。从成都富士康南区的厂区到生活区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被征地的当地人老王。在被征地后,他就靠开出租黑车维持生计。他告诉我们:“被征地之后,我们虽然住进了安置房,但最后拿到手的补偿每个人不过区区两三万块钱,这点钱连买辆车都不够,还要从亲戚朋友那儿借,然后拉点黑活谋生。” 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失去了农田以后,只好在德源宿舍饭堂做清洁工,靠微薄的工资照顾一家人。

显然,在这场征地运动中,地方政府为富士康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土地以及基础设施,为富士康通道路、铺电网、建厂房、供宿舍等等,让富士康得以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成为跨国代工王国打下基础,最终实现了资本积累和利润扩张。但是,普通百姓的利益却在这场扩张运动中受到了严重损害。富士康的扩张模式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在其西扩的过程中还带头大量使用学生工,把本来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捆绑在生产线上。此外,富士康还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体的利益,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虽然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农民往往没有谈判和议价的能力,在合法权利遭到侵害后,也难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保护。

本文节选自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的《我在富士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7月1日。原标题《潘毅、卢晖临:富士康的资本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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