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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人們對安全的重視勝過自由

巴西Igarapé Institute發布的新一期“謀殺監測”(Homicide Monitor)包含著一個常見的好消息:發達國家謀殺率降低。該指標顯示,2012年,歐洲18個國家的謀殺率均低於十萬分之一。這是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如今謀殺率最高的地區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但有趣的是,一些拉美較發達城市正加入富國的行列變得安全。2002年至2012年,里約熱內盧的謀殺率下降近三分之二。2000年至2010年,聖保羅謀殺率下降80%。

沒有人能清楚解釋這種狀況。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犯罪學家曼紐爾•艾斯納 (Manuel Eisner)承認:“我們仍不明白,過去20年整個西方世界的謀殺率為何會持續下滑。” 電子設備的興起可能有所幫助:如今,很多有暴力傾向的年輕男子把時間花在了WhatsApp或PlayStation游戲機上面。但艾斯納和其他思想家提出了另一種有趣的解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西方國家進入剋制時代。在安全和自由之間,我們這一代人一直選擇前者。這種解釋聽上去不可思議地宏大,但也不無可能。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謀殺,西方很多形式的無序也一直減少。舉幾個例子: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報告稱,歐盟(EU)的總犯罪率“自2003年以來一直穩步下滑”。或許是一種巧合,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從1990年至2010年,歐盟“有記錄的成人人均酒精消費量顯著降低”。飲酒量下降幫助降低了西方的交通事故死亡率。美國國家犯罪受害者調查(US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對美國人是否遭遇過犯罪行為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了多項令人高興的結果,其中一項是,從1995年至2010年,針對女性的性暴力事件減少64%。(從敘利亞到洪都拉斯,較貧窮國家的暴力和無序狀況卻呈現完全不同的趨勢。)

無序減少的範圍很廣,而且跨越國界,因此非常具體的解釋是說不通的,例如紐約的“零容忍”政策或美國入獄率的提高。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似乎發生了變化。要理解其中的原因,艾斯納和其他人求助於曾經被人遺忘的德國猶太理論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埃利亞斯的偉大作品《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提出,自中世紀以來,人類的暴力活動減少。政府迫使人們遵紀守法,日益擴大的貿易也鼓勵他們這麽做。遺憾的是,埃利亞斯寫作的時機太不巧了。他的著作於1939年在德國問世,當時文明正在坍塌。但如今,他的觀點聽上去更為可信。我們現在有證據(埃利亞斯當時沒有這樣的證據)表明,700年來,西方的謀殺率一直穩步下降。

埃利亞斯的支持者哈佛大學(Harvard)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辯稱,上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啟動了它們的周期性“文明進程”之一。政府對“犯罪採取強硬”手段。社會規範也發生了改變。上世紀60年代那種“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釋放自我、放縱一把”的風氣失去了吸引力。然而,上世紀60年代之前的威權主義沒有回歸。平克指出,打孩子、打老婆以及死刑繼續失去人們的支持。社會轉向和平控制。他們給淘氣的男孩子吃利他林(治療多動症的一種藥物),給抑鬱患者服用百憂解(Prozac,一種抗抑鬱藥),讓火爆脾氣的人接受憤怒控制治療。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強健的肌肉在工作中的重要性降低,在社會生活中很可能亦然。男人被鼓勵承擔養育責任。新興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控制孩子的行為。艾斯納表示,他們教育孩子勤奮和自控。年輕人受教育時間變長。

結果是我們創造了新一類人:守規矩的青少年。美國的趨勢很能說明問題。美國政府表示:“過去20年,少女生育率近乎持續下滑。”Monitoring the Future調查稱,美國青少年“過去20年使用違禁藥物的數量普遍下滑”。青少年吸煙率為“該調查有史以來最低”。

其他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上世紀70年代的英國朋克音樂人維夫•艾伯丁(Viv Albertine)在上月愛爾蘭舉行的Dalkey Book Festival上表示:“我認識很多16歲的青少年。我的女兒16歲。他們都太TM努力了。”有時,艾伯丁會求她的女兒“別那麽乖,把門一摔說‘你不是我媽媽!’”但她的女兒不願這麽做。

“自由”是艾伯丁那一代人的流行詞。但如今,承諾帶來安全的政治候選人往往會擊敗那些許諾自由的候選人。我們生活在一個空前安全且得到空前保護的世界里。閉路電視攝像頭監控著西方城市。美國謀殺率目前處於自1962年以來最低水平(盡管最近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但“全球和平指數報告”(Global Peace Index Report)稱,美國在人均“保護性服務”方面的支出是1962年的6倍多。“安全”是一個非常具有魔力的詞匯,美國校園現在經常禁止具有爭議性的演講者發表演講,因為學生們必須有“安全”感,這種態度肯定會讓上世紀60年代那些校園活動人士感到費解。西方政府以安全為由監視公民,多數公民也願意接受。他們學會了喜歡老大哥(Big Brother)的監視。

平克表示,西方只有一種無序幸存了下來:娛樂。暴力視頻游戲、說唱音樂以及在線色情內容無處不在。但平克辯稱,這種娛樂的多數消費者都具有諷刺意味:他們不會把它們與現實混淆。實際上,真正暴力的娛樂(就像美式足球、冰球或與動物搏鬥那樣)越來越讓人們感到憤怒。如今沉迷於安全的媒體正鼓勵永久性的恐懼。這一證據表明我們現在正處於剋制時代。

譯者/梁艷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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