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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律师与极权癌

法律
摘要:两百年来,中国病了。如果说过去的病症是营养不良(晚清),外伤大出血(抗日战争),精神错乱(49-78)(王小波所说的撒癔症),那么今天的病则是癌症——极权癌。律师是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白细胞,但近来他们却被癌细胞反噬。

新世纪以来对法治最严重的践踏

7月10日星期五,警方突击行动,数日内对大量律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截至16日11时,涉案人数已超过205人,遍布全国20余省。这200余人中,大部分都是较为活跃的维权律师。无论从规模或性质哪一方面来看,7·10事件都十分严重,为近年所罕见。我们恐怕正在见证新世纪以来对法治最严重的践踏。

本次事件由全国警方联合行动,可谓策划周翔。这周翔还体现在宣传部门与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11日午夜前15分钟——距离案件核心人物周世峰、黄力群被刑事拘留尚不足48小时——新华网就已经详细披露了案情,称:“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第二天一早,央视早间新闻使用长达11分钟的时间,详细报道了案情。刚刚被拘留的黄力群律师已然出现在新闻中,供述自己和他人的“罪行”。

令人哑然失笑的是,最高法院的微博也在12日一早发布相同言论。作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它也真是尊严殆尽。

这次事件是“依法查处”还是“违法打压”?

对于小标题中的这个问题,明智的公民们,我鼓励你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探究。

你可以运用法律和政治的专业知识,相信知识会让你看清事情的真相。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那也完全无妨——这甚至还更有助于你的探究——你只需要运用自己的良心,那最朴素的善恶观。如果说你还需要什么,那就是再加上一点对中国社会的理解。

如果你积极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我相信你很快会对官方的说法产生质疑,进而开始产生一些自己的见解。最终你会发现,到底是谁制造出了“敏感”案件,又是谁在为这些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而奔走;是谁把渴望安居乐业的公民变成了颠沛流离的访民,又是谁在试图让访民恢复公民的尊严[1];是谁扰乱了法律和社会的秩序,又是谁在呼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极权癌[2]——对中国的诊断

两百年来,中国病了。如果说中国过去的病症是营养不良(晚清)、断肢与外伤大出血(侵略战争)、精神错乱(49-78)(王小波所说的撒癔症),那么中国今天的病则是癌症——极权癌。

极权与癌类似,故形象称之为极权癌。(或许可以为它设计个卡通图像?)细胞不受身体控制,沦为癌;权力不受人民控制,沦为极权;天使长不受上帝控制,沦为撒旦。极权和癌有着相同的命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无论是权力还是细胞,一旦不受控制,都将在腐败中毁灭。极权和癌遵循同样的逻辑和意志——那就是疯狂地复制与扩散。

在祖国的土地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癌已扩散。癌扩散到头部,挤住了大脑中理智的神经,压住了学校与知识人,眼耳失去了聪明;癌已扩散到四肢——那劳动的器官,富氧的血液被从筋肉中抽走,供养权贵金碧辉煌的肿瘤;癌已扩散到心脏,让它不敢为正义而加速跳动、撼动整个胸膛,让它在恐惧中缩成一团、日益颓唐;癌已扩散到骨髓,让我们站立不稳,总想下跪。癌已经扩散到我们吃饭的碗,喝水的杯,呼吸的空气,睡觉的床帏。扩散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和兄妹。扩散到我们的脚步中,我们的歌声里,我们的欢笑中,我们的眉头里。是的,癌已经扩散。

在司法领域里,我们看到公安日渐远离维护公(众)安(全)的使命,堕为任人摆布的雇佣武装。我们看到法院在系统性地偏离了依法判案的本职,判决书变为癌细胞的通行证。

作为白细胞的维权律师

幸好,我们的机体内生长出一些白细胞,试图在血液中阻击癌的扩散。这批白细胞以维权律师为核心,希望以法律为武器,阻挡癌的恣意妄为。

有时,“一小撮”白细胞竟真的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效。2003年的孙志刚案直接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这为所有热爱正义的人打了一剂强心剂,那一年也被称为公民社会元年。(现在看来,它成了“匆匆那年”。)

这之后,一批批维权律师前赴后继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先驱者的公盟惨遭灭顶,但这并没有压制住律师的热情。以死磕为维权手段的一批律师逐渐走到一起,形成了一股松散却明显的社会力量。

何谓死磕?死磕的实质,就是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督促政府执行法律。死磕的目标是把极权的血盆大口套上法律的笼头,把极权妄为所制造的社会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而加以解决。死磕的诉求,从未超出法律之外,而是落在法律之内。而且其诉求的往往是最为基本的权利,比如律师阅卷、会见的权利,比如公民不被随意拘捕的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尚且需要死磕才能得到,这既说明中国的法治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也从反面说明了维权律师的道德担当。

2013年底,劳教制度在一系列案件形成的舆论压力中废止,这是一次让人振奋的进步。这一进步之所以如此美好,是因为它不是来自当权者的恩赐,而是来自无数当事人、律师、媒体人和其他公民的积极争取。简而言之,这是他们死磕得来的。这一进步似乎暗示着,相同的努力在未来也能得到相同的回报。

然而,癌细胞终究反扑了。

警告:极权癌在扩散

当违法成为“新常态”,守法的人就被视为反动派。因此,癌细胞一直在反噬白细胞。为孙志刚案呼吁的许志永、为废止劳教立下首功的浦志强,此前都已因政治打击而身陷囹圄。公盟、华一律师事务所等倡导法治的机构也已被严酷打压,犹如一个个被癌细胞占据的淋巴结。

虽然癌症已然扩散全身要害,但每个期待中国能够康复的人,都总能从尚且完好的身体组织中看到一线希望。我们的经济不是依然在发展吗?环保、教育等领域里,公民社会不是在默默发育吗?体制内部不是偶尔也有一些改革的信号吗?互联网不是在不断启蒙青年人吗?就是凭借这些希望,心怀憧憬的中国人还不至于让绝望麻痹了手脚。

但7·10事件让这希望——无论它当初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经受了严重的冲击。这一冲击的强度——虽然还需要更多时间来体验和判断——已经被整个公民社会感受到。

如之前所说,维权律师的诉求从来没有超出法律之外,而是落在法律之内。如果这种诉求尚且要被如此严厉地镇压,那么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将更加减少,法治的精神与实践将更加萎靡,政权仅存的一些合法性也将如癌症晚期病人的生命力般消耗殆尽。

极权癌的终结

对于如何治疗极权癌,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很多方案。有下猛药的西医,发明休克疗法;有讲究调理的中医,倡导渐变转型;还有很多另类疗法,比如儒家宪政。我想专家们终究会研究清楚这个问题的。

我只想强调,有病必须要治。中国十三亿人走在一条历史的细钢索上,只能向前。如果有人要我们停下来、甚至退回去,那他就是要带我们所有人坠下深渊。

说实话,7·10之后,我担心极权者胜过担心被拘留的律师。极权者每天传唤、约谈、窃听那么多人,但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人们心底默念的自由诗篇——那声音已经越来越大,即将汇成一曲合唱。极权者每天都在拘留、逮捕、审判,但却不明白他每一次限制的都是自己的自由——他在不断浪费历史给他的机会。极权者就像是癌细胞,不懂得它最强大之日,也将是死灭之日。律师们终将自由,而极权者的命运却在泥淖中越陷越深,怎能不让人担忧?

多年以后,在回想7·10事件时,我们或许会说:事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就像犹太人回想起第一天带袖标的日子。是那时,我们抽掉了大车轮下的楔子,它开始沿着山路下滑——一开始很慢,但想让它停下来时,已经拉不住了。是那时,水流意外地在堤坝上冲开了一个小裂缝——那裂缝不大,但却怎么也堵不上。是那时,皮肤上忽然起了一片血色的斑点——它不痛也不痒,但却怎么也消不掉。但我更希望,故事的结局不是这样。

[1]新华社关于本次事件的通稿中引用了某律师的话:“在我们‘维权圈’里,把访民都称为公民,因为说访民不好听。”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维权人士称自己为公民,更是希望突出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本来就具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维权人士都是访民。

[2] “极权癌”一词是受到“男权癌”一词的启发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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