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的身份、律师的角度、人道与法律的基点和建设性的理性行为来关注、争取和维护公民的权利,
为培育公民意识和建设人道开放公正的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而持续努力。

許志永:一生為了一個夢想 (下)


在北大三年,一個不安分的理想主義者似乎比別的同學有更多故
事——在未名湖裏游過泳,在湖邊醉酒騎車磕壞過門牙,從湖水中拽起
過一個要自殺的女孩,在靜園草坪演講,去遼寧鐵嶺法律援助被當地
政府關押……
和很多北大同學一樣,我骨子裏有一種情結,二十世紀那些激情
澎湃的歷史記憶也屬於我。第一次考研失敗後本以為放棄了,但到考
博時,在江平老師和蘇力老師之間我選擇了蘇力還是因為北大。1999
年4月得知成績,根據以往的錄取線,三門課有兩門不及格,徹底無
望。本想跟蘇力打聲招呼,告訴他,我一定還會回到北京的,但自尊
的我徘徊在法學院門口很長時間還是獨自一人默默離開了。
當好友王建勳告訴我在北大法學院發現了我的錄取通知書時,那
時學校已經放暑假了,如果不是建勳偶然看到可能就會一直擱在那裏
了。那個晚上,我第一次跟蘇力打了電話,之前我和他從來沒有任何
私人聯繫,只有面試見過一次。
接下來辦手續,去西藏旅行。8月底來到北大。入校不久蘇力先生
去了美國,我和滕彪被委託給賀衛方老師代管。我很驕傲能師從北大
法學院兩位傑出的學者,而且二者又是那麼的不同。
兩個人是法學界兩種思想體系的代表人物。一個說,我們要現
代化就必須向別人學習,一個說,不要忘了自己的現實,急是沒有用
的。賀衛方延續的是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啟蒙的聲音,當下中國最主
要的問題是現代化,不管我們願不願意,中國已經走在通往現代文明
的道路上,我們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別人學習。而蘇力認為,知識分子
過於理想主義,中國有中國的現實,有中國自發的獨特的道路,現有
的秩序自有它的合理性。
不喜歡被約束的我從沒有主動和賀老師聯繫過一次,但是,在思
想上,我們是相通的。畢業以後我們的聯繫反而越來越多了。和蘇力
老師相反,因為觀念和道路不同,畢業以後漸漸失去了聯繫。

在北大很多難忘的日子是和兩個好朋友滕彪和俞江連在一起的。
滕彪是我在北大時的同門師兄弟,我們倆是朱蘇力1999年招收的
僅有的兩名博士生。這個從吉林樺甸農村出生的靦腆而木訥的孩子在
小學中學年代除了學習幾乎什麼都不知道,有一次舅舅來到他家因為
滕彪叫了一聲「姨父」——舅舅還很高興,因為這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主
動開口說話並不容易。從1991年開始,滕彪在北大一呆就是十一年,
本科法學,碩士圖書管理,博士重回法學院。北大對於滕彪而言是一
個全新的世界,這十一年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他在這裏聽到了那些
從沒有過的閃耀的思想,在這裏他成了一位詩人——寫下了很多優美的
文字;在這裏,他開始了幸福的戀愛——那一大箱子情書是他和愛人最
珍貴的財產;在這裏,僅僅兩年之後,這位後知後覺居然「大膽」地
在三角地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然後大義凜然地被送到了學校保衛處。
俞江大學畢業後曾經當過三年警察,這是他最不願意提起的一段
經歷。有一次喝多酒之後他講了一個故事,他作為警察猛烈毆打了一
個搶劫犯以後,轉身出了門眼淚刷就流了下來。這位出自基層派出所
的彪形大漢後來成了北大法學院的學術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間他發表
了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在我們那一級法學院博士生中絕對是佼佼者,
所以剛一畢業30歲的他就被華中科大聘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認識是在2000年5月24日靜園草坪同學靜坐的時刻。
那年5月,北大發生了邱慶風事件。北大昌平校區一個叫邱慶風的一年
級女生回校路上被殺死,同學們祭奠,同時也表達對住昌平校區的不
滿,校方怕出事於是阻撓祭奠,很快一個普通刑事案件發展為學生集
會抗議。在靜園草坪的集會上,我發表了自己對事件的看法和對校方
的批評,當時有人拍錄像,同學們群起吶喊要把那人的攝像機砸了,
我說,我們不怕錄像,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蕩的。
那次集會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條。之前雖然互相
知道但不熟悉,畢竟那年我們博士班有108位同學。後來事件平穩結
束,昌平校區從此成為歷史。
靜園草坪事件之後法學院逐漸就有了所謂的「三劍客」。我們三
個就經常一起討論自由主義、新左派、法治、民主、傳統、文化、語
言、後現代等等。我們設立了「小金庫」,起先在小東門外一家四川菜
館吃水煮魚喝二鍋頭談學術,後來那裏拆了,於是搬到南門外的老虎
洞,後來,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了西門外老馬家。不久,在畢業之
前的那個春天,老馬家也拆了。我們只得混跡於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
地菜館。不過,三角地菜館有個好處就是離未名湖比較近,每次喝酒
到飯館關門討論還不盡興,就到未名湖邊繼續爭吵。
畢業前的五月份的一天大約凌晨一點,我們三個喝完酒騎車在未
名湖邊唱歌。突然一個男生衝過來說,有人要自殺。我們甩下車子就
衝了過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著一個女孩跳進了湖裏。我衝過去一
把抓住她的胳膊,我們三個一起把她拉上岸。還好,湖水不深,只濕
到了腰部。
我們一起到了27樓,讓她換了衣服,慢慢聊天。她男朋友在北大
讀研,她為了愛情放棄穩定工作來到北京。工作不順利,她們又經常
吵架。這次吵完之後,她頓時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殺。
那天凌晨從俞江宿舍很驕傲地走在回寢室的路上,我突然有一個
很奇怪的想法:這三年,我在未名湖邊的故事似乎已經圓滿了。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錄「一塌糊塗」BBS,那是一個新的天地,
我的很多想法終於不必放在抽屜裏了。
我在「一塌糊塗」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暱
稱是「自由中國」,簽名文件是「一生為了一個夢想」。很快在這裏認
識了 monic、bridged、bambi、puccini 等網友,我們都是網上著名的「右
派」,與「左派」經常發生爭論。 第一輯 一生為了一個夢想 19
2001年9月11日晚上,「一塌糊塗」上突然登出了美國世貿大廈
燃燒的照片,開始以為有人玩惡作劇,但很快證實了是恐怖襲擊。網
絡上很多人在叫好,我和monic等人則針對叫好現象聯名發了一個聲
明,譴責恐怖襲擊,呼籲珍重生命。
接下來兩天我和很多人展開網上激烈辯論,當時我強烈地反對恐
怖襲擊,並且抨擊那些為恐怖襲擊叫好的人為「恐怖分子」幫兇。我
在網上引起最激烈批評的一篇文章是《致恐怖分子的嘍囉們》,其中有
很多類似激烈的話語:「說你們是法西斯,太便宜你們了,你們不配
作為人,更不配作為中國人。我為你們這樣的毫無良知的同類感到恥
辱,更為你們侮辱中國人的尊嚴而憤怒!」
但是不久以後我就後悔了。我逐漸理解了911背後歡呼人群的另
一種價值觀。這個世界常常不是簡單的真理與謬誤,而是問題的不同
方面。正如左派和右派各自從不同角度看到了人類面臨的問題,提出
了不同的解決方案一樣,雖然有一方被證明是錯誤的,但那種錯誤只
是過去或現在一段時間內的錯誤,未必永遠就不適用於人類社會。布
什和拉登與其說一方代表正義另一方代表邪惡,不如說,他們都在堅
持自己的信仰,而人類的信仰是那麼的不同。要想真正解決文明的衝
突,不可能一方消滅另外一方,而是必須找到高於兩者的思路。
那段時間我寫下了《論世界政府》和《我們共同的神》兩篇文章。
這看起來異想天開的文章不是一個旁觀者進行的學術探討,而是一個
行動者思考和確定的目標。
《論世界政府》是關於人類未來新秩序的構想。有人群的地方就需
要公共權力,公共權力廣泛存在於人類社會結構層次中,當今國際社
會需要超越國界的公共權力,包括一個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決策機
構作為政府首腦;一套強力機關以制止侵略,維護秩序;一套司法機
構用於解決爭端和懲罰犯罪;一套經濟服務機構以減少貿易壁壘、防
範金融風險、協調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一套環境保護和外層空間開
發機構以及解決貧困問題的社會保障機構。世界政府並不是烏托邦,
也不是一種嶄新的創造,而不過是順應這個時代的一種已經出現的趨
勢和潮流。從世界政府的構成來看,那些機構在當今世界都已經以各
種形式存在了,雖然有些還僅僅處在萌芽狀態。比如聯合國作為決策
機構,海牙法院作為司法機構,等等。人類需要更加明確的認識和主
動性,推動超越國家的公共權力機構成長。事實上,隨著科技進步,
隨著經濟一體化,隨著人類越來越多的道德共識,隨著中國的民主
化,我們正在見證這一自然的趨勢。
《我們共同的神》是關於宗教的思考。其實所有的宗教信奉的是同
一個上帝,而人對上帝的認識都是有限的,但人的局限性又使得他們
認為自己信奉的是唯一正確的上帝,別人信奉的都錯了,於是就有了
宗教戰爭。文明的衝突是可以避免的,有一天人類應該能認識到,不
同的宗教只是歷史文化的痕跡,只是適合於不同個性的人認識上帝的
不同途徑。
人類社會秩序也要健全民主法治,通過確立超越國家邊界的世界
政府解決文化衝突以及環境等人類共同的問題並不是一個遙遠不可企
及的夢想。而且我相信,一個民主法治的中國將在這個偉大的人類文
明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1年3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碰到遼寧鐵嶺的上訪農民梁桂
林,1995年瀋哈高速公路修建時徵用了他所在的地運所村678畝地,
而補償款幾年間就被地方官員揮霍一空,村民失去土地又沒有補償,
他代表村民上訪。
我隨梁桂林到了地運所村。經過兩天調查瞭解,基本弄清了問題
的癥結:村委會為了掩蓋補償款被揮霍的事實,打算在全村範圍內重
新分配土地,從土地多的村民小組拿出土地補給被徵去土地的村民小
組,其中第八村民小組按照人口比例要被抽走的土地80畝。
我努力以中立的立場幫助解決問題,其實也是在幫助地方政府。
我召集村民代表,給他們分析形勢,提出一個中間方案,要村民拿出
土地,爭取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給一些適當的補償,至於原村委班子腐
敗的問題,有關部門查過了,很難再有什麼進展,大家所能做的就是
認真對待選舉,選出一個讓村民放心的村委會,建立起規範的賬目和
良好的監督機制,防止此類事件以後再發生。
說服了村民代表之後,我決定召集村民大會,表明我的看法,希
望矛盾就此解決。這也算是我臨走前給村民的一個交待。但我所作的
這些努力引起了地方政府的誤解和憤怒。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兩點多,地運所村村政府院內,村民聽說我要
講法律,已自發聚集了兩三百人。這時有人告訴我鄉裏來人了,我出
門迎接,迎面碰上以鐵嶺市信訪局局長為首的一群公安幹警和幹部。
他們氣勢洶洶,當著幾百村民的面,劈頭就來一句:「你有什麼資格到
這裏來!」我當即反駁:「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然有資格到這
裏來!」接著,在幾百人面前我們開始公開辯論。氣急之下,他們把
我推上了警車,很多村民把車團團圍住。當時氣氛緊張,激烈衝突一
觸即發,我告訴村民讓開,不要堵車。
一路警笛大作,我被帶到了派出所。這其間,北大的很多朋友得
知消息紛紛打電話質問派出所,並在網上發起營救,有人甚至號召上
街遊行抗議我被關押。在同學們的強烈聲援下,六個小時後他們不得
不釋放我。當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雪,他們放我出去的時候,警告
我不能再回村裏,但我說必須回到村裏,否則村民會擔心的。
我立即打車來到地運所村,在梁桂林家,很多人在為我擔心,看
到我回來了,有老人幾乎流下了眼淚。當夜,我向他們道別,村裏已
經出現不明身份者的黑影。
一天以後我回到北大,幾乎同時,鐵嶺地方政府官員也來到了北
大,他們向學校告我擾亂社會秩序,要求北大懲處。他們還通過關係
找了國家安全部,安全部轉給教育部,教育部給北大施加壓力,聽說
有人提議開除我,是我導師頂住了壓力,使我的學業得以繼續。
很多年以後我再也沒聽到梁桂林的消息,不知道他後來怎樣了。
這個事件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幫得了村民們,尤其是梁桂林被判一年勞
教深深刺痛了我。
2002年7月,離開北大的日子臨近了,在一次「北大未名」BBS
聚會上,才突然感到這三年時光如此匆匆。我寫下了《未名記憶》作
為未名湖邊的故事集,其中,故事裏那個聲音,很多年常常在我心中
迴響。
那是在千禧年到來的那個狂歡之夜,很多很多人在未名湖厚厚
的冰上手拉著手跳舞、唱歌。我和朋友們瘋狂地跳啊唱啊,無數次摔
倒在冰上,無數次又爬起來繼續。我們彷彿感受到了這整個世界的狂
歡,不管相識不相識的,我們都共同有這個時刻。
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循著鐘聲來到南岸的小山上,很多同學圍在
那裏。突然傳出一個令人震撼的聲音:同學們,讓我們一起祈禱新世
紀的來臨,祈禱一個自由富強的中國!燕園神聖!燕園偉大!我不知
道是誰在說話,但我知道,只有燕園才會有這樣的聲音,這是理想主
義的最後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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