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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不要用“一分为二”消弭了是非善恶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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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极左派的言论中,不时能听到“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要有辩证的观点”等说法,而这类说法通常出现在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争论中:比如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文革等政治运动。

说对反右运动要“一分为二”,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官方早有明确的定性:“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见百度百科:反右运动)

这就是按照一分为二或辩证的观点,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这“严重”程度有官方数字的证明: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 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对直接导致了大饥荒的大跃进运动,再做一分为二的判断就不那么容易了。毕竟,有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殒命,人相食、死绝户、无人村的惨状触目惊心,而饿死的恰恰是生产粮食的种田人!

然而,极左们还是坚持一分为二,认为大跃进也有好的一面:“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里我们必须要问一句,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干什么?——全民大炼钢铁瞎折腾?砸锅拆灶剥夺农民生计来源?砍树炼钢破坏资源环境?虚报产量弄虚作假?最后把群众自身成千上万地饿死???极左们的大脑不知是如何发育的,逻辑这东西硬是无存于其中。

文革似乎更加复杂一些,“一分为二”的常见的判断有“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伟大探索”,“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解决官僚主义、修正主义问题”,“发动者的初衷是良好的”……。

这样的“一分为二”恰恰缘自于我们从未对作为政治运动式治理达到顶峰的文革做过彻底的否定、清算和反思;而文革思维、话语和文革方式至今仍延续未绝。虽然,有限的否定可以说文革是“全民族的一场浩劫”,“十年动乱”,按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同时却又“确立”发动者领导者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其思想”,并强调“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暂且不说文革对中国文化和国人精神世界戕害之后患无穷,仅以对人的生命的剥夺就已罪恶滔天。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披露的数字;以及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的数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1]无论何者更接近事实,损失之巨大都是无可置疑的。

极左派们尽可以说“初衷是好的”,“为了追求理想社会必须付出代价”云云。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对美好远大的“理想”和灾难深重的后果,经历其中的人们有权质问:究竟是谁、又凭什么以千百万人民的生存和命运为代价,去做构建“理想”社会的试验,无论这理想国有多么美好?谁有权力决定数以亿记的人民的生死存亡和未来前景?

分清罪与错,善与恶,是人类的基本能力和良知,是一个社会能否前行进步的先决条件。那些粉红派,呈现着过渡性混和色彩,辩证着一方面,另一方面;粉红作为他们的底色,倒也恰当。而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就是真相,是就是是,非就是非。[2]

面对罪恶导致的巨大灾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一分为二。如若就这样黑白不辨,是非不分,我们将永远在混沌的泥浆中打滚,我们将永无出路。

2016年3月27日

(据微信公众号:于建嵘的东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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