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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平:政党

中国大陆的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示公民有结社自由,也就是说,公民除了有权成立一般的公民组织,还有权组建政党。但是在实践中,一旦有人成立政党,就会被打成政治犯,扣上煽颠罪和颠覆罪。在宪政民主国家,想成立政党,只需到相关部门备案就行了。而在极权专制国家,想成立政党,要得到政府批准,事实上,不但得不到批准,组党的人反而会被抓起来。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就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分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政党制度有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两党制如英国、美国等(多为英美法系国家),多党制如法国、德国等(多为欧陆国家),一党制如中国大陆、前苏联、纳粹德国等(多为极权国家)。严格地说,只有一党制和多党制,两党制也是多党制,两党制是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其实除了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也还有其他许多的小政党。即便是轮流执政的两个大党,也有被其他政党取代的可能,如英国早期是辉格党(自由党)和托利党(保守党)轮流执政,后来自由党被工党取代,就变成了由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多党制是由不确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联合执政,一党制是只允许一个政党执政,实行多党制的是宪政民主国家,实行一党制的是极权专制国家。

执政的党派多为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温和党派,前者强调平等,关注底层,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提高税收、提高福利,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民党等;后者强调自由,主张小政府、自由竞争、削减税收、降低福利,如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法国的共和联盟、德国的基督民主党等。激进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都不会有机会执政。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如没有反对党,就不会有民主政治。蔡英文就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

最早的政党是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然后是美国的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中国最早的政党出现在清末预备立宪时,后来才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国民党也的确按此进行了转型,从革命党(军政时期)到执政党(训政时期)再到在野党(宪政时期)。最早是会党的国民党,通过孙中山(军政)、蒋介石(训政)、蒋经国(宪政)三代完成了三次转型。正如蒋经国说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中共已经更换了五代领导人,还没有完成转型,还没有从革命党变成现代政党。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有两次组党很关键,一是自由派(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二是台湾本土人士组建民主进步党(民进党)。1954年,胡适建议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蒋不希望国民党分裂,希望民社党和青年党组成在野党。雷震希望胡适带头组党,胡适虽然支持组党,但不愿带头。1956年11月5日,雷震再次写信给胡适:“我们要挽救危局,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并不是要这个党执政,就是在旁边督促,使执政的国民党能够前进。请先生切实把这个问题想想。”1960年,筹备建党的雷震被抓,胡适认为这是摧残反对党运动。1986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既不承认,也不打压。

中国大陆是一党专政,其他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不过是充当摆设的花瓶党。不管是毛还是邓,都是一党执政的坚定维护者。毛维护一党专政的方式是不断革命,搞各种政治运动,而邓则是通过改革不断巩固一党专政。赵紫阳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与毛、邓相比,胡、赵则想把共产党改造为现代政党。胡耀邦说:“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赵紫阳说:“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

毛泽东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没有民主常识的独裁者话语。党要领导或组建政府,先要赢得选举,也就是要经过国民授权。即便赢得了执政权,党也只能依法行政,而不能领导军队、国民、学校等。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军,党无权领导,军队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效忠于党。国民不需要党和政府领导,党和政府也无权领导国民,党和政府只有服务国民的义务。党无权领导学校,也无权在学校设立党部和进行党化教育。

在谈到合法性时,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一个政党即便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也应该还政于民,而不应该将政权长期占为己有,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只有还政于民,通过国民授权,才是“人民的选择”,才有合法性。按照王岐山的逻辑,国民党也同样具有合法性,就不应该被他们共产党推翻。

中共现在有八千七百万党员,但其中只有几百万是官员,其余的八千多万党员其实都是普通百姓,无权无势,跟党没多大关系。那几百万当官的党员形成了特权阶层,是阻碍中国大陆走向宪政民主的最大阻力,但宪政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年苏联解体时,苏共就很识时务没有对民众开枪,这让兔死狐悲的中共痛心疾首,如有人就抱怨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殊不知特权阶层即便想阻挡也是螳臂挡车,而且一旦对民众开枪,就必定会遭到清算,就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那样。

中共在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1989年差点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要把中共变成现代政党,靠他们自身是太难了,还得依靠外力倒逼。中共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把自己改造为社民党那样的现代政党,通过竞选再去执政;二是顽固不化坚决不改,结果被边缘化或被法律所禁止。

费孝通1946年访美时在日记中写道:“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转自微信公众号:沈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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