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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报纸档百年变迁,革命党人、消失的“禁书”和《国安法》下的恐惧

香港报纸档百年变迁,革命党人、消失的“禁书”和《国安法》下的恐惧

过去100余年,要获取新闻信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到报摊买报纸。中国大陆有报摊与报刊亭之分,台湾会把这种路边摊称为“书报摊”,香港和澳门一般俗称“报纸档”。

如今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浏览新闻信息易如动动指尖,报纸档渐渐成为夕阳行业。但百年来,香港报纸档有其独特一面,你能在这里找到报纸杂志,也能找到有关中国官场各种八卦的“禁书”,同时也有装瓶水等其它物品展卖。

它们的遭遇也与新闻自由度波动密不可分。随着中共加紧对香港的控制,“禁书”在消失,整个行业在萎缩。在《香港国安法》给媒体行业带来新挑战的今天,重温香港报纸档的历史更显弥足珍贵。

BBC记者蔡晓颖给你介绍香港报纸档的故事。

促销催生报纸档

在香港,报纸最初不做公开销售,而是透过订阅、派报来发行。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庄玉惜博士著有《街边有档报纸档》一书。她指出,香港第一个报纸档在1904年诞生,当时是英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为了扩大读者群的一个营销策略,希望能把报纸送到外国侨民和游客的手上。

这个报纸档设在太平山山腰的山顶缆车红棉道总站附近,相邻的中半山区在英国殖民早期是外籍富户街区,华人是不能在此居住的。

值得注意的是,《南华早报》创办人之一谢缵泰是个革命党人,办报的目的就是要支援颠覆满清皇朝的革命事业,而最终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从造型精美的地标到“就地取材”的街边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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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1910年代升级后的《南华早报》中环卜公码头报纸档(图片中央小亭)。

庄玉惜博士在其著作中介绍,香港最初的四个报纸档都是由《南华早报》设立,目前有考证的是中环卜公码头(Blake Pier)的一座。是《南早》在香港设立的第三个报纸档。

卜公码头曾是香港门户,是无数英中政要入境、登岸之地。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回访母校香港大学也是从这里登岸并受到群众欢迎。如今海岸线已因填海两度北移,原址成为一个大路口,原有码头建筑则南迁至赤柱。

庄玉惜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代卜公码头报纸档呈八角形,木制,高8英尺(2.44米),长和宽约5英尺(1.52米),算是一个有顶篷的桌面,供摆放报纸,其结构坚固。 1906年9月18日丙午台风致全港1.5万人死亡,码头顶篷尽毁,但这一座报纸档却屹立不倒。

1909年,港英政府批准《南早》改建报纸档,升级版更像现代报亭,报贩可在档内营业。相比之下,其他领有准证的报贩都只能穿梭街巷叫卖。

报纸档的设立让《南早》销售显著增长,此后开始向中环闹市扩展。但报社所办报纸档的建造成本是其他报贩无法负担之高。而适逢1935年港府修法允许路边楼房建设骑楼(华南上居下铺型店屋把上层横跨人行道而建,整排店屋连通而形成的地面廊道,常见于两广、福建、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业主争相改建,人行道变得有瓦遮头,继而陆续有报贩占据骑楼底下的有利位置,搭建简陋摊位摆卖,免去沿街叫卖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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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1943年香港街头一名女报贩背着幼儿工作。可见她左手缠有报贩执照,徒手拿着报纸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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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1960年代香港一座楼房骑楼底下的理发店。这样的骑楼底下也成为了报贩理想的经营场所。

二次大战日军投降后,百业恢复,报贩瞄准茶楼门口、商店橱窗边、巴士站旁等空间就地取材搭建简易报纸档,包括用“苹果箱”(水果摊丢弃的纸箱)、纸皮(摊平了的纸箱)和木板等。报纸档就这样成为香港的一景。

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退休系主任梁天伟教授数年前出版的《数风流人物——香港报人口述历史》中有一篇与香港资深报人,前《天天日报》社长韦基舜的对谈。韦基舜提到,位处茶楼门口的报纸档曾有“租报纸”服务,甚至出租写真集。

韦基舜说:“喝茶时八至十个人一桌,大家一起传阅同一本写真,看完就还给报贩,不带回家。报贩也喜欢这种模式,因为卖一本只能赚一次钱,每一次租完可以‘回尾’!”

已故香港民间典故专家,电影学者吴昊博士的社交媒体纪念页面也有这样的记载:1960年代,报纸每份售价1毫(1港角;0.1港元),报贩拆账得收入3仙(3港分;0.03港元);租报纸每份每次“斗零”(5港分;0.05港元),收回可再出租。按当时物价资料,租报纸一次价钱,恰巧能买一碗白粥或一根油条。

2020年,香港各中英文报章售价每份8港元(1.03美元;6.79元人民币)至12港元不等,连锁粥店白粥一碗1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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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香港政府规定,报纸档除了报章杂志外,只许售卖纸巾、香烟、打火机、香口胶(口香糖)、糖果、凉果、干电池、原子笔、瓶装水、小饰物、利是封(红封包)和移动电话充值卡共12种商品。

“回尾”又称“回纸”,在香港出版界里指把卖剩的报纸、杂志退回发行商或报社。不过据庄玉惜著作所言,直到1995年《苹果日报》创刊前,报纸不设回纸。梁天伟对韦基舜的访谈也没进一步解释其他出版物是否有不同的回尾制度。

但庄玉惜还提到另外两种竞争手段,能说明报纸档曾经有多兴旺。

同样在茶楼门口,报贩允许茶客“读一份,换一份”,1967年10月港九报贩总工会通过改制,顾客得先付款买下一份报纸,之后可以补5港分换另一份报纸,宗旨依然是以优惠价格读两份报纸,带走一份。

更有名的是1970年代出现的“拍拖报”,每天下午2时过后,以一份畅销大报与一份销量较差报纸配搭出售把剩余报纸卖掉。这样的安排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随着报业萎缩,报纸档衰落而式微。庄玉惜称报纸配对原则之一是相同立场报章捆绑,但也有其他本地媒体专题报道称是立场相反者捆绑,例如让中共控制的《大公报》与亲国民党的《华侨日报》“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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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1986年中环老牌茶楼陆羽茶室。不论贫富,一边品茶吃点心,一边读报,是多年来许多香港市民的习惯。

中共建政后, 香港报业百花齐放

1949年中共建政后,大量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人逃离大陆,南下香港。香港报业公会曾在其纪念刊指出,读报章是当时普罗大众下班归家之后的重要娱乐消遣方式。而与此同时,香港也被视为各党派对外宣传的舆论基地,纷纷在港办报,让香港媒体的地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对媒体的管控略较邻近地区宽松,香港渐渐成为华文地区最自由的地方,这从报纸档繁荣发展可见一斑。

二次大战后,《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为香港三大中文报章。其中,《星岛日报》属缅甸华侨胡文虎主办东南亚”星“字头报系,《华侨日报》由前《南华早报》员工岑维休创办,《工商日报》属富商何东家族所有。在同一时间,《星岛日报》报系也创办了《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今称The Standard)。战前创办的《成报》也恢复出版。

梁天伟教授的著作指出,《星岛》、《华侨》、《工商》与英文《南华早报》和《德臣西报》(China Mail)均属于亲国民党阵营。为了争夺舆论阵地,中共与国民党也分别在港自主办报。其中,中共主办《大公报》、文汇报》与《香港商报》,国民党则主办《香港时报》。

《华侨日报》每年出版《香港年鉴》,与港府官方《香港年报》分庭抗礼,是记载当代香港历史非常重要的典籍。据《香港年鉴》记载,1950年代,香港有30余份新办报纸。《明报》就是在1959年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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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1940年代香港德辅道中。日军投降后,香港经济发展逐步恢复。

踏入1960年代,《成报》成为香港销量第一中文报纸,《文汇报》前副总经理周奕对梁天伟教授说,当时的报人以“印银纸的”(印钞票的)来形容《成报》的赚钱能力。但同期创刊的《天天日报》和《东方日报》渐渐挑战着《成报》地位。

据香港报业公会刊物记载,1960年代也是晚报的黄金时期。《星岛》、《华侨》、《工商》、《明报》均办有晚报,还有中共阵营主办的《新晚报》。同期,集中谈论香港赛马与澳门赛狗的“马经”、“狗经”盛行,有既有报章加设相关版面,也有单独发行。报道影艺消息的大报娱乐版以至于单独发行的娱乐日报也在此时面世。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在1967年发起反英动乱,历时八个月,最终被港英政府连同驻港英军镇压。香港报业公会指出,“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锐意培养以香港为本位的力量,此时政治中立报章开始出现,股票市场、黄金市场行情等财经新闻崛起。

1980至1990年代是香港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报道重点也从中国大陆政治转移到本地事务之上。随着中英两国开始谈判1997年以后的香港前途问题,香港人日益关心这座城市的未来。

1990年代,香港共有2500个报纸档,境内中文日报18份,英文日报两份。香港报贩协会副主席林长富介绍,最繁忙的报纸档每天出售1000份报纸。

林长富说:“每份报纸都有它的个性,当时市场庞大,大小报章各有所长,各有生存空间。”

报纸档不光卖报纸,还出售各种杂志,本地漫画,和很受女性与年青人欢迎的日本漫画。

进入1980年代,随着中英两国谈判香港前途,政治报道需求增加。 但广播电台与电视的蓬勃发展,使报纸尤其是晚报的消遣功能减弱。包括《工商》报系在内的多份报章在此时停刊。

《大公报》记者张矛认为,1972年香港红磡海底隧道通车,1980年地下铁路尖沙咀至中环段通车,改变九龙半岛与香港岛之间的交通格局,也是导致晚报衰亡的原因,因为通勤模式改变,原本每年2亿人次的渡海小轮服务萎缩,再也没有这样的景象了:人们放工后涌向码头途中在报纸档买上一份晚报,在乘船横渡维多利亚港的10至20余分钟期间读报。

时移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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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当年发动一场“减价战”,导致多份报纸在短时间内相继倒闭。

1995年6月20日,成衣商人黎智英创办《苹果日报》,当时中文报章协同定价每份5港元,但黎智英把《苹果》用优惠券方式变相减价至2港元一份,引发《东方日报》、《成报》、《天天日报》等先后加入价格战。

香港报业公会会刊记载,当年业界形容这是一场“割喉之战”,导致多份报章、周刊接连停办。这包括《华侨日报》、《星岛晚报》、《新晚报》和《香港时报》。

此后一段时间,《东方日报》与《苹果日报》一直占据香港报纸销量榜前两名。

林长富说:“那时候《苹果日报》手法很另类。它的排版跟传统报纸不一样,更像是外国的小报。遣词用字充满色彩。这些都让读者觉得新鲜。”

《苹果日报》的出现也给报纸档带来了新气象——创刊首日售出高达22万份,被广泛认为改变了香港报业格局。但《苹果日报》此后争议不断,被批评报道煽情和滥用“狗仔队”跟踪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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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便利店网络迅速发展,对报纸档为主的报刊销售模式构成显著冲击。

没多久,报纸档似乎迎来了厄运。2000年代初,免费报章登陆香港,到2010年已变得相当普遍,直接冲击着报纸档的盈利。

1990年代以来,《星岛》报系一直经营着专门报道社区新闻的《地区星报》,每周免费派发。

2002年4月15日,瑞典《都市日报》(Metro)首发香港版,在地下铁路车站派发,成为香港首份免费日报。随着港府落实地铁与九广铁路合并成港铁公司,《都市日报》发行网络扩大。

免费报纸热潮兴起后,《星岛》报系于2005年发行《头条日报》,2007年把《英文虎报》从收费改成免费;知名房地产中介施永青2005年独资创办《am730》,《香港经济日报》报系2011年创办《晴报》和2011年壹传媒《爽报》香港版。2012年《新晚报》以免费报身份重新出版。

但这股热潮并没持续太久。香港《爽报》于2013年10月停刊;《新晚报》2014年3月再次结业;香港《都市日报》自2013年7月起数度转手,2019年12月纸本停刊,网站经历一轮混乱后,于2020年6月恢复网站与社交媒体运作,但只刊登简讯与短专栏。

跟这场潮流好像不太相关的《地区星报》辗转被改成《星岛日报地区报》,且从周报变成月报,2018年8月最后一次出版。

目前香港免费报市场只剩《头条日报》、《英文虎报》、《am730》、《晴报》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2018年起出版的《香港仔》。其中,《am730》是唯一一份不属于任何报系的免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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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香港《都市日报》创刊初期秉承母公司瑞典《都市日报》风格,只在地铁车站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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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黎智英的壹传媒报系的《爽报》在香港只存在两年多,在台湾则发行了将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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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香港报纸档的布局自1950年代以来变化不大。

紧接就是数码媒体崛起,进一步让报纸档黯然失色。

香港中文大学2020年的一项调查指出,超过70%香港人透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接收新闻信息。传统报章经营日趋艰难,立场新闻、英文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等“独立网媒”直接跳过了纸本出版。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相信,独立网媒崛起不单纯是科技使然,而是对媒体自我审查的直接回应。杨健兴在香港媒体界为人熟悉的另一个身份是前任《南华早报》资深编辑,如今他也是网媒从业员,在众新闻担任主笔。

他说:“特区成立早年,我们还能看到比较平均的媒体格局,所谓的亲建制媒体和亲民主派媒体均有存在。”

但杨健兴指出,如今许多主流媒体机构的拥有人都在中国大陆经营着一些生意,主流媒体其后日趋亲政府和亲北京,“这局部说明了为何独立网络媒体与公民媒体相继冒起,因为他们(读者)不相信他们从主流媒体读到的信息”。

香港记协每年发表《言论自由年报》。2017年的年报已指出,把广播电视媒体一同计算,香港35%媒体机构由亲北京“红色资本”控制或大额持有股份,其中就包括了首创报纸档的《南华早报》。由马来西亚“亚洲糖王”郭鹤年家族于2016年将报纸转售于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当时阿里巴巴由创办人马云控制。

《南华早报》因刊登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助理“考拉”赵威的“认罪专访”受到质疑。 2018年再刊登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之一桂敏海的同类访问,再使其立场受到质疑。已被亲北京商人收购的《星岛日报》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也先后独家刊登了股东李波下落的信函宣布放弃英国国籍的专访,同样成为外界质疑其立场的理由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HKPORI),也即前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HKUPOP)进行多年的“市民对新闻传媒的评价”调查显示,以互联网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香港市民比例,从2000年10月的12.3%,增至2020年10月的70.4%。杨健兴为香港民研分析最新调查结果时指出,年轻一代普遍认为主流媒体已经“归边”,不予信任。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分”追踪调查2019年8月的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杨健兴的说法。据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撰文介绍,电子媒体(广播电视)与报纸所得评分下跌,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公信力评分上升。调查正值反对《逃犯条例》示威爆发两个月之际,许多以直播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新网媒与学生媒体活跃于警民冲突现场,甚至拍下得到国际通讯社采用的关键片段。

而偏偏报纸档的下一个大商机也是来自于新闻审查。

被打压的经营模式

张德荣在游客密集的九龙尖沙咀经营报纸档,那是他的家族生意。他是最先开始出售大陆“禁书”的的报纸档之一,这些书籍谈的都是官员贪污腐败、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以至于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等事情。

买家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游客,但这类业务真正热闹起来,要算是2003年大陆游客赴港自由行实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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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这些谈论中国大陆官场秘闻的“禁书”颇受大陆游客欢迎,但其内容真伪无从稽考。

张德荣说:“高峰时我每个月能卖1000到2000本。”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事件曝光而落马时,这些“禁书”更是洛阳纸贵。

他说:“那些从大陆开车来香港的买得最多。我们有时候把20、30本书装纸箱去,送去酒店给他们。我们甚至把书送到深圳去。”

多年来, 这些“禁书”从香港瞒着海关流入中国大陆是个公开的秘密。直到2015年,五名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前,大家感受不到北京的手抓得有多紧。

其中一位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林荣基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自己曾被中国执法人员扣压,与外界失去联系,24小时遭监视。

6月30日深夜生效的《香港国安法》可谓致命一击。张德荣说:“这种政治书籍再也没有人出版了,书商甚至从报纸档把存货都召回了。”

“我们也不想再卖了。不然得坐牢啊!”

挣扎求存

据香港立法会2019年初会议纪录,香港目前只剩390个报纸档。

2020年8月,国安警察逮捕黎智英并搜查《苹果日报》报社,曾让报纸档出现“小阳春”。事发翌日凌晨,支持者开始排队购买《苹果日报》表达对黎智英和壹传媒的支持,甚至有人买上一叠报纸四处派发。

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不足以延缓报纸档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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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黎智英被捕之后的凌晨,香港多个报纸档出现抢购《苹果日报》的人龙。

林长富指出,烟草如今占报纸档营业额的70%,报纸只占不到10%。

他向政府请愿多年,要求准许报纸档售卖手机充电器、缆线,还有饮品等。他相信报纸档也可以装上电子屏幕,进化成游客咨询台。

庄玉惜博士说:“要是报纸档从香港消失,那会是一大憾事。”

“报纸档是香港街头风景线的一部分,有人觉得报纸档都很凌乱,但其实乱中有序。这也是让香港与众不同的原因。”

转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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